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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圣人注意事项(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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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也没想到、数年未见后跟刘备喝一场大酒,

能勾起刘备那么多的感慨,和内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厉。

果然称皇帝为孤家寡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手握绝对的兵权和行政能力,依然会出于对历史的恐惧,担心百年之后的事情发展方向。

好在,刘备也没指望喝几次酒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说说这几年的心得、各自的长进。大问题,还要放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解决。

李素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只是帮刘备梳理了一下问题,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于具体怎么解决,李素没指望直接给答案。

君臣一番彻夜长饮,最后李素总结出无非这几方面:

首先,百年之后的事情,谁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给后人打好基础、立好榜样。能这一代人解决的变法和军事扩张,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好,不要拖着留给后人。

因为只要留给后人,后人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肯定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废和亲,就要用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里很多都是有问题的,而汉武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损朝廷正统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就可以适当强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则容易僵化——这方面,李素借鉴的是后世明朝的教训。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导致它面对内部矛盾的变化演进时,适应性还不如汉、宋两朝,所以命也比较短。

汉、宋虽然内部问题一直多,但好歹命长啊,就是磕磕绊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统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弹性,屈服强度扛不住的时候,直接就掰断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劝刘备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两方面都注意到之后,要让一个国家稳固更久,第三个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统治理论的解释权了——

注意,李素这里提的是“解释权”,而不是统治理论本身。

统治理论本身,意识形态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会搞定的。这些东西不比实际政策,僵硬一点也不要紧,所以不用留给后人了,最多留一点修修补补的给诸葛亮,让诸葛亮将来完善一下。

因为政策是务实的,统治理论是务虚的。越务实的东西,越要贴合实际,就要灵活。越务虚的东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对亘古不变。

这点前世念书时读到的法理学基本原理,李素好歹还记得,也多亏他是个学霸,基本功扎实。

而统治理论和正统论的解释权管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封圣”的问题。你封谁为圣,后代的修修补补,就会以圣的理论基础来做文章。

封圣该怎么封?如何封?谁能封?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李素亲自来说,也不该刘备来下诏,应该刘备留给儿子辈甚至孙子辈。

因为李素给他的建议,就是“盖棺定论,确保后人来封,生前不要下判断”。

……

对于李素的前两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议、提出的努力方向,刘备觉得很对。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刘备乍一听有点不理解。他误以为李素这是在谦虚,不好意思请求给本人封圣,所以才说留给后人。刘备便开诚布公地打断他:

“贤弟这是疑虑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圣,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着掖着:“臣并非担心毛遂自荐,而是认为,此前两汉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封圣这事儿,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兴,不过百余年便分崩离析,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孙们,在封圣问题上处理得不如先汉诸君好。”

刘备摸了摸胡子:“愿闻其详。”

李素就大致说了一遍,里面有些内容刘备这些年勤于学习,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李素还是全面阐述,以免遗漏。

这事儿其实需要从后人一贯的一个误区说起:

在很多后代人眼里,甚至包括在东汉末年很多儒生眼里,都觉得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是圣人了。

但这其实大谬不然。

先不说后世历史课本上,说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就“独尊儒术”,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汉武帝只是重用了儒术,没有到独尊的程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确实是董仲舒说的,也是他的建议。但建议也就只是建议,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虑一个接受的时间表、程度深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汉昭帝、宣帝时,依然反复过“我汉家自有成法,王霸道杂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贤良文学,还是反复斗争过的。

基本上到了汉宣帝,因为汉宣帝上台过程中,借助了“公孙病已立”的祥瑞图谶,天人感应神神叨叨那派愈发得势了,才算是真正“独尊”。

可即使到了“独尊”成为事实后,孔子也依然还没有到最高圣人的地位——西汉后期,乃至一直到整个新莽、还有东汉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终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解释周公、推广阐述周公的存在。

换言之,就好比孔门弟子是著述推广了孔子的学说,他们自己地位并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着的时候,他也自认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是在推广周公的善政、克己复礼。

“复礼”可不等于“造礼”,孔子说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个“复”。

那么,孔子后来又怎么就成了越过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并列的圣人了呢?这就是东汉初期,皇帝在意识形态造圣上犯的一个错误。

当然,东汉初期的皇帝,也是没办法,因为周公这个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时候,走的就是“儒家圣王”的形象,王莽没有军权,也没有打过仗,他就是个大儒新圣的人设,而且还拥有实际行政权,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台,其实颇有几分和儒家世家协商分赃的意味。当然,里面还有更多复杂的利益妥协,李素跟刘备聊也不会具体展开。

不管怎么说,王莽这么一搞,连累得周公也有点臭了,什么反贼都能比周公,

这时候,“立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建树的完美古人为圣”的坏处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以后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这种“实政和学术双料圣人”。

所以,这时候,改立孔子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孔子是一个实际政治推行中的失败者,他一辈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只有学说成功了。但正是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让他被利用起来容易一些。

从此以后,如果再有学术、声望和实政都很强的野心家,他好歹没法自比孔子啊,因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弃权利、去著书立说、远离政治搞学术,否则你跟孔子有哪儿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击那些恋官不去的学术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罢官。

当然,把孔子尊为圣人,这个过程一开始东汉皇帝也还是有些膈应的,并没有立刻干脆答应。

所以在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皇帝才多次“亲临太学讲学”,其实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为当世的儒家新圣,这样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经也是被儒家推崇的历史记忆。

但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这些招数对皇帝本人素质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学,还不能是幼主,否则幼主没法去太学给太学生们讲课。

于是,汉明帝汉章帝结束之后,东汉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放弃了挣扎,孔子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总算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儒家第一梯队圣人”,可以跟周公并列。

这一点的演进上,东西方世界倒是惊人地相似:各种意识形态被追圣的创始人,都没有留下继承世俗政权的男姓后裔,或者干脆就是生前世俗权力斗争的失败殉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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