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礼主要是一种教化作用，当社会情形日益败坏，礼的作用也会越来越薄弱。有道是‘乱世用重典’，真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但是社会的祸患并非一朝一夕而成，除了少数感觉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绝大多数人是不了解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形的。真到了天下大乱，再如梦初醒去用重典，可就太迟了。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四时的节序。春气发育，秋气肃杀，本是自然的现象，岂能强分善恶？前儒将礼教归于王道，刑法归于霸道，加以轩轾，实在不算高明。宋朝积贫积弱，穷促东南，而不敢道一‘利’字，国破地削，终至于神州陆沉，成亘古未有之惨祸，这岂是王道仁政该有的效用吗？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是儒家的根本观念，这和管仲的富国、商鞅的尊君绝不相同。是以诸葛亮任法无损其为仁政，因为他是‘用心平而劝戒明’，刑政虽峻而百姓无怨。

至于礼、刑的运用则取决于时势，遭逢乱世而坚持王道仁政恐怕就不免像孟子那样到处碰壁了。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家还需要仁的品质，可见‘仁’不是绑住自己的手脚，一味平和了事的。刑法是用来裁制罪恶的，王道倘若刑措不用，那是对罪恶宽仁，何以保民呢？

古代遇有新皇登基或重大庆典，往往实行大赦，以此搏一个宽仁的美名。就连颇知政理的唐太宗也未能免此。相传他将罪犯赦归，约定期限让这些人回来伏法，结果罪犯个个遵守约定，太宗龙颜大悦，将他们全都赦免了。

魏征《谏太宗十思书》曾说，‘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太宗此举真是将魏征的谏言丢在脑后了。

大赦之举无疑是对律法的轻亵，没有丝毫可取之处。赦免恶人，就是谋害善人，天下百姓又何能欢欣鼓舞、与君同乐呢？

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也可以算作‘仁’了。反之，则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能算魔将而非仁将。

兵争之中，有侵略、有自卫。侵略是以掠夺残杀为目的的，自卫则以保民为职事，诚所谓不得已而用之，确乎称得上一个‘仁’字。

战必求胜，战胜的手段就无所谓正邪了。

孙子《用间篇》说，‘兴师十万，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这样看来，宋襄公不但不懂兵事，而且不知仁政的根本，真可说是迂阔太甚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