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波兰1863年革命胜利将近两年之后，华沙已经成了吸引整个俄国革命青年的磁石，而华沙工农干部学校的开办。更给了这些向往革命的俄国青年一个深入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的最佳场所。

在俄国土地与自由社的帮助下，这些青年不是一个两个离开俄国前往波兰。而是成千上万的离开，以至于让沙皇暗探局的大人们忧心不已。一份份的报告送到了君士坦丁堡沙皇陛下的案头，不过却被那位一心依靠农民的沙皇陛下所无视了。而这位沙皇陛下的老对头，大明皇帝朱济世却丝毫不敢轻视华沙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对大明革命青年的吸引力。

身为穿越客。他自然知道gc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有多大。虽然他一度声称什么“王朝社会主义”，想要走一些中间道路。可是十几年的发展却明明白白告诉他，大明帝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

不仅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连农业也在迅速迈向资本主义——用来扩张和殖民的集体农庄正在从形势稳定的内东北开始瓦解。和俄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农村早就没有“公社”这样的组织。土地私有制深入人心，一旦外部环境缓和，移居东北的集体农庄庄户们就开始分田单过。随后土地买卖也开始出现，先是私下的买卖集体农庄的“股权”。稍后一些，在大明朝廷承认了集体农庄土地可以归私人所有之后。买卖更加的活跃起来。

短短几年时间，仅仅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就出现了无数占地100亩到300亩之间的富农农场——这是目前大明新土地农业最经济的规模。大于这个数字就需要雇佣太多的工人，管理的难度也随之提升。而少于100亩的农场又无法发挥集约效应。使得牲畜和各种先进的农业器械都变得不再经济。

随着欧洲重型挽马的引进——这种体重可以超过一吨的巨大马匹最初是陆军引进用来拖拽重炮和重型马车的，后来又被一部分退役的军人们买下牵回家里去耕地了（当然牛耕还是更加普及的）；还有各种各样先进农具的普及——这和钢铁工业发展很快有关；以及种植和养殖结合的轮作法的采用一起都大大促进了富农农场的效率。

至于佃租农业在东北这样的新土地上是很难发展的，因为没有人肯当佃户。现在东北的经济发展极快，除了农业之外，采掘业、林业、重工业还有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和服务业。都在吸纳劳动力。这也是有人愿意出售土地的重要原因。根据《大明宅地法》的规定，移民（包括集体农庄庄户）在获得土地后需要耕种五年才能获得所有权。再过五年就允许出售。而内东北的耕地价格一般在15银元到30银元一亩，一户农家出售的土地大约获得一千元以上的现金，足够他们在东北的任何一座大城市购买上一所宽敞舒适的宅院并且配上全套家具。而东北城市里面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也因为供求关系的缘故，要比汉地高差不多一倍。而食品价格又低了20%，所以日子还是非常好过的，应该不会和朱明王朝为难。

真正让朱济世觉得有些不安的，却是新土地农业的发展对汉地农业的冲击。根据大明农林部的统计，截止光复17年底，汉地18省的耕地（不包括草场和得到开发利用的山林）总面积约12亿亩。占整个大明帝国（包括附属国）耕地总量的25亿多亩的约46%。已经跌破了半数！

而大明新领地和附属国中耕地最多，且比较肥沃，距离大明汉地也较近的东北六省、南北交州省和暹罗王国已经开垦出来的耕地总数就高达8亿亩之多！超过了汉地耕地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每亩单产甚至高于汉地的平均亩产。如果算上土地不算肥沃的婆罗洲岛上开垦出来的耕地（不包括橡胶园和棕榈园），和日本列岛上的耕地，新增耕地的数字已经接近于10亿亩……而且在内外东北、暹罗和南北交州，还有大量适合开垦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发！

另外，在内外蒙古诸省和东北西部地区，畜牧业在过去10年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每年可以供应市场的牛羊多达数百万头。同时，沿海地区的捕捞业也发展很快，每年供应市场的鱼虾最少也有数十万吨。

根据统计，大明帝国东部市场上的主要农产品供应总量，比之光复初年增长了超过100%。而人口在不计算实行农业保护的朝鲜、安南自治领和距离东部较远的北部西北地区的话，仅仅只有5.6亿，比光复初年增加了不到40%。粮食过剩（其实也是消费不足）的时代，似乎真正要来临了。不过对于一个被饥饿困扰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民族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情。

因为在农产品供应量大增的冲击之下，汉地的农产品价格近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虽然大明朝廷一再设法维持，但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农产品价格的低迷自然造成了汉地小农的贫困和破产，而这些破产农民又成为移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主要来源。这样的情况，虽然是大明帝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痛苦，但是赤贫的无产阶级群体的形成，也让了解欧洲革命风云的大明朝廷上下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