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文法吏和儒生的漫长斗争了。

后人都以为，科举取士始于隋唐，但其实用文化考试选拔官僚的方法，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选出来人才，就是文法吏。

这些人一般出身小地主或没落士人，通文墨但不读经史，而是专修法条、律令之类。通过考试之后，他们可以马上执行具体行政事务，所以在压力拉满的战国时期，深受各国君主的喜爱。

李斯、李悝、申不害等一批战国名臣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最重用文法吏的，便是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秦国，而秦王也在这帮高效严酷、崇尚严刑峻法、赏罚分明的文法吏的辅佐下，奋六世余烈，一统六合。

当然，秦朝的灭亡，也跟文法吏过于严酷有关。别的不说，陈胜吴广刘邦，都是因为耽误了朝廷的期限，按律当死，才造反的。

所以到了西汉，皇帝一面继续重用文法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开始将儒生引入官僚体系，来教化百姓，柔化统治，以避免重蹈暴秦的覆辙。

因此汉朝的官僚队伍，便分为对立鲜明的两大群体，文吏和儒生。文吏依旧掌握着国家机器，儒生却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垄断了话语权和释经权，渐渐占据了上风。

及至东汉后期，名士集团崛起，士林舆论渐能操纵选官，施行几百年的‘以能取人’的选官制度，变成了‘以孝行品德取人’。

这下儒生便彻底压倒了文法吏，垄断了清流高官，只将那些事务繁巨、吃力不讨好的浊官，留给文法吏。

到了隋唐，皇帝设六学一馆、分科取士，其实都是想扭转这一局面，给文法吏一个出口。无奈已经转化为文化贵族的世家大族，竟能将政策扭曲为只重进士科，让儒士依然保持着对朝廷和官府的统治地位。

儒家也随着儒士的崛起，地位不断的上升，最终在宋朝成为国教——儒教，到达了巅峰。

宋朝的儒士非但彻底垄断了官位，彻底将文法吏驱逐出官员队伍，变成沉沦下僚、永无出头之日的吏员。还要竭力抹去文法吏在历史上存在的印记。

好让后人提起读书人，就跟儒生划等号，以为历朝历代都是靠他们治理的，历史都是他们的缔造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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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先也这么认为，好在他身边有人间清醒的刘伯温。

加上儒士在元朝的影响力降至低谷，他才没有陷入儒教缔造的谎言。

而且他自己在跟随宋濂等人学习四书五经之后，也确实没找到什么治国的方子，知道光靠儒生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再说自己都当皇帝了，凭什么还让个死了快两千年的孔老二骑在头上？到时候，那些儒教门徒肯定要像宋朝那样，把他关进圣人之言编成的条条框框里。

这是朱元璋这样白手起家的皇帝，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于是他开始动起了‘贬儒’的心思。

洪武元年三月，徐达攻克济宁，天下大势已定，元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早就修炼的嗅觉灵敏、身姿柔软的孔家，马上向朱老板称臣。

但彼时的衍圣公孔克坚，是元朝册封的，还当过元朝的山东廉访使、礼部尚书、国子祭酒等高官，担心会被朱老板清算，所以只派儿子孔希学去拜会徐达。

之后徐达将孔希学送往南京朝见朱元璋。孔希学还特意向朱老板解释了，父亲因病卧床不起，才不能亲来朝贺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