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是说人口毫无用处。

超大规模的人口对古代中国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过去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等行业需要雄厚的人力资源，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干活，创造的物质财富也非常雄厚。

国家拥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有效地压制地方的反抗势力，避免国家分裂。

对外，则可以有力地抵御外敌，还没有哪个对手可以轻易地打败，或者吞并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

所以，中国大一统朝代的周期在百年以上的很多，明朝、清朝都在二百年以上。

但是人太多真的影响政权的存续。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

受生产条件的制约，生产力、农业和人口之间存在着一般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出现阶梯状循环增长。

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强调:“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他提出的人口规律，比欧洲的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早了近二百年。

在古代，中国的人口增长有着“两高一低”的现象，即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状态。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而扩大再生产同样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因此，高出生率意味着高产出。不过，效率低下的生产力不但抵消了高出生率带来的人口红利，而且伴随着高死亡率，对人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清中叶之前，中国的人口规模在6000万的框架内徘徊。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农业社会。

农业生产方式决定土地的收获回报，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集约型农业的显着特征是粮食高产。《管子》记载:“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

这一产量折合成现在的重量约为87公斤。

秦汉时期的集约化农业已经相当普及，单位亩产的提高，促使西汉人口一度接近6000万。

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烽烟四起，农业生产重回粗放经营，人口规模随之下降。“永嘉南渡”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北方转向南方，集约型农业的回归，促进了隋唐经济的发展。唐天宝十三年，人口规模膨胀至9619万人。

所以安史之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因为很多人在内地活不下去，只好投靠安禄山。

比如清河崔氏都有人投靠安禄山。

宋朝南北方粮食平均亩产为100公斤，两浙地区超过150公斤，太湖流域甚至达到300－350公斤的高产，由此奠定了两宋繁荣富庶的基础，北宋宣和六年，全国人口首次突破1.2亿。进入明清，粮食平均亩产有125公斤，北方粮食单产比两汉时期增长了62%。万历三十年全国人口增长到5636万人，这一规模一直保持到清朝中叶。

李佑根本不会关心什么其他的东西，关心的仅仅是怎么维持自己政权的问题。

所以在知道人口问题之后，李佑便开始着手处理人口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提高结婚年龄。

贞观年间，男20，女15算是官方指导的年龄。

然而有许多人在这之前都结婚了。

李佑大笔一挥，直接改成男20，女17。

虽然这里面有些人不愿意这样的。

但是既然被李佑统治，那就得听从政府的安排，否则就是犯法的。

这一点，让很多人觉得不爽。但是没办法，毕竟人家是皇帝。你不爽也得认命。

接着李佑又推出了罚款制度，凡是生第四胎的一律罚款，一旦生育超过5个，则坐牢。

然后又给出各种福利措施，提高教育水平。

人人有书念，自然会压低结婚意愿。

大量小学被李佑铺开，凡是年满6岁的孩子必须读五年书，

然后才能参加工作。

这项工程花掉的钱数不胜数。但李佑不会心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