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四分之一，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

这个时候的长安，已经发展的十分繁华了，大量的人口聚居在长安城内和效外，多达一百五十万人，超出了整个大唐十分之一的人口。

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

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

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

天皇四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

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

开皇十五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

如果有一条水泥路，可以快速的将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李世民做梦都会笑醒。

不过长远来说，还是走水运，过三门峡之后，走渭水入长安，才是最划算的办法。

最近几年，长安的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就是因为人口增速过快，从南方槽运过来的粮食，运到长安之后能不贵吗？用斗钱运斗米，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而酿酒消耗的主要就是粮食，所以成本也在逐年的增加。

在辽东金州酿酒，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辽东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种植粮食。

李中华又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对于解决漕运困难的事情，大有帮助。

据史料记载，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后，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

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

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之前粮食的问题并不突出，李中华也就没有关心这些事情，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一旦出现了灾荒的年景，别说用粮食来酿酒了，恐怕长安城内的人，都要饿死不少。

虽然因为李中华的出现，很多人的手中都不缺钱用了，可是一旦遇到灾年，南方的粮食，无法及时的通过漕运，调运到长安，问题可就非常的大了。

每年初春，就会有大批的江南稻米，用漕运的方式运到长安。渭水流浅沙深，黄河砥柱险阻，漕河水量不足，都会影响到漕粮的转运。

所以漕运粮食其实是最不稳定的，路上的损耗也是非常巨大，一路历经波折险阻，能够顺利运送到长安的漕粮，用十不足一来形容，也是毫不为过。

尤其是过三门峡时，有一段河道水流湍急，弯道众多，又有许多暗焦，稍有不慎，就是船毁人亡的结居，整船的粮食沉没于江中，毁于一旦。

所以后来不得不在三门峡靠船上岸，改用陆路运输的方式，绕过三门峡河段，重新装船，往长安运送。

这样一来，不仅耗费了时间，也大大的增加了漕运的成本，长安的米价焉能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