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官府不守信用耍赖皮，这就是病因，可谁又能治得了？

皇帝要盐引，权贵们要盐引，盐政敢不给？敢不超发？敢不给关系户优先支取？

皇权时代，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官府的信用，首先和皇帝的道德底线有关，其次就是财政问题，最后才是吏治问题，光整顿吏治其实对缓解“困守支”没什么大用。

宇文温不由得联想到现实，如果他多方运作，让朝廷批准在广州总管府试行开中法，那么会出现困守支的问题么？

关系户现在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是宇文温特许的，作为各商家和家族踊跃拥军的回报，但他不傻，没有让对方把广州盐场的食盐全包了。

只要他守住底线，那么这个问题好解决，而要想借助开中法在岭南推行商屯，时间跨度大，确实有风险。

自古以来，中原朝廷都重农轻商，加上官本位思想的长期熏陶之下，官员们欺压商人基本没什么思想负担，这是个顽疾，基本不可能改变。

有鉴于此，宇文温才不敢发行债券，以免日兴昌被朝廷看中，沦为敛财工具，如同夜壶般用完就被人扔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随之化为乌有。

开中法在广州总管府试行，盐引必然炙手可热，那么权贵们会把手伸过来么？恐怕不会，因为广州太远了。

对于巴蜀、关中、河东、河北、河南、淮南的权贵来说，蜀地的井盐、河东的池盐、北起沧州南至吴郡的东部沿海海盐，是最方便染指的盐产地，与之相比，烟瘴之地的广州，吸引力太低了。

那么只要继任的广州总管不蠢或者坏，基于某种目的故意败坏官府信用，那么开中法就能顺利实行，真要变味，那也是数十年后的事情。

然而问题不止这一个，还是因为“前车之鉴”，所以宇文温要提防出现另一个负面影响。

明代开中法崩坏之后，朝廷无法保证宣、大等地边军的粮食供应，又不能裁撤军队，所以只能做出妥协，委托晋商来解决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这不可能是亏本买卖，所以晋商得有收入来弥补输送粮草造成的损失，然而山西不产盐，那该怎么弥补？

很简单，走私。

和谁走私？当然是和敌人也就是蒙古人做走私交易。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晋商和边军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本该为国戍边的军队参与走私，谁敢来查谁就得死，朝廷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杀光晋商，谁来给边军提供粮食？杀光边军，新的驻军同样会如此。

而随着时光流逝，更大的走私合作伙伴出现了，那就是建州女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宇文温不想因为实行开中法间接导致走私集团的出现，这不是他杞人忧天，因为若要试行开中法，必然要扩大盐场面积以增加食盐产量，晒盐法迟早会被岭南沿海土豪学了去，然后私盐的产量也蹭蹭蹭往上升。

可想而知，随着岭南食盐买卖的日益兴盛，私盐泛滥导致走私食盐的情况会越来越多，私盐贩子要做这种杀头的买卖，必然选择武装走私。

如此一来，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便会随之出现：盐枭。

颠覆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可都是盐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