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长安作为政治核心，却每次都受到了巨大的局限性，而关外山东地方，每次都是因为和关中的距离，以及资源的差距，以此带来的政治反差，从而形成了一次次的不稳定因素。

我这个地方富，你那个地方穷，就因为你那个地方是政治中心，反而要削弱镇压我这个地方，反而要让我活得十分的悲惨，十分的卑微，那我能服气吗？

别说普通老百姓，也别说地方氏族，就算是一个个的地方官府形成的政治单元在时间长了之后都会对遥远的政治中心产生一次次的抵触。

所以，不管是汉朝还是唐朝，这些大一统的王朝只要是以观众为核心的，就是因为对关外地方距离太远，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他们对国外不可能形成真正牢稳的把控，所以每一次的致命危机都是从关外产生的。

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这一次次都是关外力量的反叛以至于反扑。

而如果是在行程上做到最大限度的缩短，比如之前一个月两个月才可能完成的传递信息，乃至于更长时间才能形成的往复交流而缩短到一天两天之内就可以达到，那么在时效性上就可以避免一个个危机非要堆积堆压到完全不能处理的时候，完全爆发的时候才去面对它。

或者换句话说这些危机是必然产生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有许多危机在一开始产生的时候，就及时的进行人工干预，哪怕是小修小补，那也能够尽可能的往后拖延。

这就比如人终究会死的，但是不是每一次生病都是非要奔着死而去，而是能治疗就治疗，这样的话人不能万寿无疆，但至少也可以长命百岁吧？

上不比天，下不对地，中间可搏空气。

当然，把这样重要的工程交给这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是有风险性的，毕竟大秦的吏治并不能算清明。

这些贵族们以自己家族利益为核心，虽然和朝廷是顺从关系，有时候更像是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