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确立的商税制度下，商人们的经营贩卖活动比以前自由多了。只需要按规章制度合法经营，缴纳商税，商人就取得了合法经营权，可以自由地在大宋各地贸易，乃至往来于全世界。

商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取消了此前朝代，特别是唐末及五代十国割据时期混乱、繁杂的税，打破了各地之间商业贸易的种种障碍，大大方便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

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民间商业资本，也使国家财政预算充裕，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为了保障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维护商人的基本权利，还专门出台了针对对各级官吏侵扰商贩、勒索商贾的种种不法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惩处办法。

对官吏滞留、勒索商人，非法扰商贩等行为明令禁止，严厉处罚。此外，还允许商人越级告发官员的非法行为，可以越过地方官直接告到御使台，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告到内阁，甚至是写信给皇帝“告御状”。

这种越级诉讼在过去可是明令禁止的，被称为“越诉”之禁，要受到责罚。

可正是由于朝廷减免商税，并采取种种惠民惠商的政策措施，大大放松了对民间私营商业的限制，提高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

大宋社会各阶层从商人数指数增长，经商致富的观念在民间非常盛行，人们经商的热情空前高涨。

经商人数增多，纳税人也随之增多，征税范围扩大，朝廷的商税也随之增加。这导致了一种反差现象——减免商税后，总税额反而增加了。

粮食、纺织品、药品等，由民间资本和朝廷共同经营；即使是食盐、茶、铁等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商品，也都大面积开放，允许一部分资质良好、家世清白、资产雄厚的商人参与经营。

全民从商推动了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加上从海外舶来的财富，朝廷一年的税收竟然高达两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钱在国库里都堆不下了。

在万里之外开凿苏伊士运河，这种史诗级大工程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实现，然而却只花费了朝廷5%的财政预算。

自从有了钱，全国官吏的工资再也没有拖欠过，也不需要用茶叶和粮食这些实物来抵扣，甚至逢年过节还有额外奖金。

比方说，内阁首相李纲每年的收入大约为五千两白银，放在今天至少也算是年薪三百五十万；就连最普通的小吏，负责维护治安的捕快或者收税的税差，表现突出者一年也有五十两俸禄，大约相当于三万五千块。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各级官吏，善待官吏，他们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才会有干劲，才能勤勤恳恳地把朝廷的政策落到实处。

而且，在提高工资的前提下配套完善的监察制度，有利于减少贪污腐败。

有一次，李纲的下属用一万两白银贿赂他，想要买个官位，结果被李纲大骂道：“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禁不起这样的考验？”随后，以行贿罪把这人抓起来了。

到了李纲这种层次，在衣食无忧，吃喝不愁的情况下，追求的已经不再是金钱而是名誉，追求的是以后能在史书上留下一个“贤相”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