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延陀夷男可汗，甚至一次出动了二十万兵马，每个战士配备四匹马，南渡沙碛，驱赶突厥。

唐朝没有能力，或者说也不愿意再大规模开战。

结果早已注定，薛延陀逼迫突厥再次南返河套地区。

大草原上，薛延陀已经正式取代突厥成为主人了。

突厥人远望漠北，昔日荣光，已是雨打风吹去。

江山如此多娇，各领风骚几十年而已。

已许当日，李世民早已预见，突厥人不可能在漠北重新生存，而唐朝也不可仅仅为了安置突厥而和薛延陀正面开战。

两国之间，任何时候，都是利益为先。

因而，让突厥人重归漠北，这第二种政策，虽然不劳扰中原大地，也不伤自己根本，但却出无法实行。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第三种方案。

那是温彦博提出来的，依照东汉和隋朝旧例，在河套地区让突厥人繁衍生息，这也是隋朝处置突厥降民的方案。

这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政策。

虽然隋朝后来养虎遗患，突厥复起，殷鉴不远，但那更多的是隋朝内部孱弱，才引外敌窥视。

打铁还需自身硬。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然是在合适的时间，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地方。

河套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

此地自隋朝就成为突厥人寓居的场所，当年启民可汗几乎是匹马归降隋朝，全靠杨坚的支持，他才得以收拾余散的族人，重新振兴突厥。

但刚开始时，他被安置在长城以内，也度过了一段苦逼的岁月。

都蓝可汗对他步步紧逼，让他不得安生，眼见他即使有隋朝的庇护，甚至专门为他修建了大利城，也将无立锥之地。

长孙晟以战略大家的眼光，将河套地区划为启民落脚之地。

他向杨坚上书说：“请徙五原，以(黄）河为固，于夏、胜二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

这就是有风水宝地之称的黄河之曲，水草丰美，上苍的恩赐，河套之地。

五原（河套)东西北三面被黄河围绕，南面又经人工开挖数百里长的一条横堑，可以防止都蓝可汗的骑兵骚扰和进攻。

这是一着神来之笔。

启民凭河曲之地，休养生息，终于在几十年内，生机尽复，突厥一跃再成大草原的霸主。

事实上，自启民之后，河曲一直有无数的突厥人生活在期间。

郁射设两度入主河曲五原，而自颉利可汗败亡之后，作为突厥人传统上的安息落脚之地，河曲事实上已经成为突厥流民的集中的聚居地。

温彦博提出的第三策，就是以现实为基础，只不过是将河套五原等黄河以南地区，从法理上承认了突厥的存在。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向东西延展，让突厥休养生息，成为扞蔽北方边境，抗衡碛北薛延陀的第一线。

这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方案。

以唐朝当时的国力和对外政策而言，也是最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方案。

李世民选择了温彦博的这个方案，但毫无疑问，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

隋朝虽然完美地让启民生存下去，但突厥人却东山再起，最终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

杨坚亲手培养了突厥的壮大，然后势强力刚的突厥转身就派出几十万骑兵，将杨广围困在雁门孤城。

天朝上国，一国之君差点成为俘虏。

以河套成为突厥休养生息的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养虎遗患。

虽然唐朝宰臣们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并不是突厥的复起，而是杨广本人的作死。

正如杜楚客客观公允地说：“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突厥）以致此祸！”

但前事之师，后事不忘，以史为鉴，不可不防。

李世民虽然主要采纳了温彦博的策略，但唐朝最后实行的却是一种，开创型的集思广益的政策。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